《福建日報》2025年4月19日第07版

核心提示

關于福建連家船民，新近出版的兩本書《上岸三部曲》（作家出版社2024年出版）、《福建連家船民新生》（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），分別從不同視角聚焦福建連家船民生活變遷的故事。長篇小說《上岸三部曲》，總字數150多萬字，分《煉魂》《鐵碇船幫》和《現(xiàn)代部落》，由福建連家船民作家林德發(fā)歷時50年創(chuàng)作而成，實現(xiàn)了閩東作家長篇小說零的突破。《福建連家船民新生》則系統(tǒng)梳理了福建連家船民從“上無片瓦，下無寸土”到“搬上來、住下來、富起來”的歷程，是一部關于福建連家船民上岸定居及鄉(xiāng)村振興的著作。

福建連家船民，也稱疍民、疍家人等，是歷史上廣泛分布在福建沿海、沿江地區(qū)的水居族群（即水上人），他們世代以船為家，漂浮于水上，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邊緣群體。新中國成立后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，他們實現(xiàn)了上岸安居的夢想。曾被視作邊緣群體的他們如今不但不再被歧視，而且已迎來新生。從他們的生活與生計方式上已很難看出他們與岸上人（即生活在陸地上的人）的不同之處，其獨特之處早已潛入并留存于其文化之中，成為他們的獨特記憶。

關于這一群體，他們究竟從哪里來？在過去，他們?yōu)楹问芷缫?？如今對其歷史的回顧以及對其新生的書寫有著怎樣的意義？為探尋這些問題的答案，記者近日采訪了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教授黃向春。

記者：在福建，我們稱為“連家船民”的人群，也被叫作“疍民”（“疍”早期寫作“蜑”）。根據您的研究，疍民究竟源自哪里？

黃向春：在我看來，疍民的來源問題實際上包含三個方面的因素。首先是民族史因素，一般認為，最早的“蜑民”跟南島語族有關。學界有一個共識，南島語族起源于中國東南沿海地區(qū)，是我們福建在民族學意義上的“底層”，也是中國的海洋文化的源頭之一，漢代之前被稱為“百越”。這個區(qū)域在成為王朝國家版籍之后，他們的部分遺裔仍然生活于海上，成為以“采珠”“貢珠”為職業(yè)的“蜑戶”，也稱“夷戶”，早期的“蜑”就是特指這類“蜑戶”。第二是社會文化史因素，在政治一體化的過程中，隨著“貢珠”制度的廢革，后來很多文人士大夫把以水為生的人群都跟這個名稱聯(lián)系起來，從而使原為專指的概念逐漸擴大與泛化，并在水陸之間形成了文化和身份認同的邊界。加上水上世界流動性大，不同時期游離于陸居社會邊緣的人，包括主動選擇這種生活方式、“逃離”王朝體制的人，都成為水上人的來源。第三是制度史因素，通過明代的“河泊所”以及清代的“澳甲”“船甲”制度，大部分疍民實際上都著籍為“漁戶”而進入了體制內。他們之所以一直作為特殊人群而存在，本質上并不是文化的差異，而是以土地人口登記戶籍承擔賦役的人群，跟以船只登記戶籍并辦納漁課的人群之間的區(qū)別。其實在明清時期，可能有些人“主動變成”了疍民，因為在制度上漁戶只需納漁課而不需供差役，在差役成為沉重負擔的情況下，很多人就宣稱和強調他們是漁戶，反而促進了疍民身份認同的延續(xù)。

因此，我覺得很難從族源上界定疍民的單一起源，也就是說，明清以后被稱為“蜑民”的人群，其來源其實是很多元的，各種各樣特殊的歷史背景造成了他們以船為家的生活或生計模式。

記者：回顧歷史，他們是受歧視的，為什么會受歧視？

黃向春：原因比較復雜，早期稱“夷戶”就帶有“華夷之別”的含義。一般看法是，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習俗跟陸地社會不同，不知來歷，不守禮教，沒有家族觀念，特別是有些疍民為生活所迫而“操賤業(yè)”等等，可能是他們受歧視的原因。實際上，雍正皇帝就明確說疍民并非“四民”之外的“賤民”，不應該受到歧視。我覺得這種狀況主要還是“地方積習”造成的。“非我族類”這種深層意識，會在地方社會的“正統(tǒng)”身份和等級關系的塑造中轉變成為一種民俗語言，特別是在這一轉變跟戶籍-賦役制度密切相關的情況下。

記者：在文化方面，他們跟岸上人究竟有哪些不同？

黃向春：從民國時期的調查，到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政府組織的民族識別調查都顯示，水上人和岸上人在文化上沒有太大的差別，因此他們最終沒有被確認為是一個少數民族。

當然，水上人長年浮家泛宅，肯定會形成與岸上人不同的生產生活習俗。正如當年陳碧笙對福州疍民的調查所指出的，他們的所謂“特異”之處其實是他們的生計方式、生活環(huán)境或社會境遇所造成的。比如他們比較流動、松散，完全出于生產活動的需要。因為長期生活在船上，也就形成一些日常起居、婚喪嫁娶的風俗。比如過去福州水上人的婚禮有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半夜新郎把船劃到江心去接新娘，之所以這樣做，其實只是為了在形式上完成一個去接親的過程。他們的喪葬也講究入土為安，只是因為沒有地，所以要花一點錢去跟岸上人買一塊地來埋葬死者，稍微富裕的疍民家庭也會請道士來做超度。另外，在信仰習俗方面，他們跟岸上人也一樣，除了有部分在清末皈依了天主教之外，普遍拜媽祖、娘奶（陳靖姑）、泰山等地方神。他們常年在哪個碼頭?？?，通常就會拜所?？看a頭的岸上人所拜的神。“水部尚書”是福州水上人最為信奉的神靈，到民國時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廟宇網絡和儀式傳統(tǒng)，從一些民間傳說推測，水上人很有可能是這個崇拜最早的創(chuàng)造者。

總之，與其說他們在文化上跟岸上人有什么不同，不如說他們是構成地方社會文化整體的一部分。

記者：除了“蜑”，疍民還有很多別稱，包括“白水郎”“盧亭子”等等，這些稱呼是怎么來的，是否都帶有貶義色彩？

黃向春：他們的名稱有三個來源。一個就是歷代文人包括官方稱他們?yōu)?ldquo;蜑”，這個字本身包含“非我族類”的意思，但也不一定就是貶義，主要是一種文化地理的分類概念。另一個就是在不同地方形成的方言名稱，比如“白水郎”“盧亭子”等，這些名稱也都是他稱，本來沒有貶義。“白水郎”是出現(xiàn)在唐宋文獻中福建“水居船”的名稱；“盧亭子”多見于廣東，也寫成“游艇子”，有學者認為它來自馬來語對水居民族的稱呼“Lautan”，后來又附會到晉末的盧循。還有一個就是水上人的自稱，各地不同，比如“船上人”“船底人”等。而“水上人”這個名稱，一般是研究者為了避免貶義所采用的中性通稱。

記者：在福州方言中，疍民的發(fā)音好像對應“曲蹄”“郭倪”等寫法，對嗎？

黃向春：對。福州方言稱他們?yōu)?ldquo;koley”，這個詞本來只是口頭語，它的發(fā)音來自南島語。后來地方文人用“曲蹄”來記這個發(fā)音，此外還有“科題”“裸蹄”“郭倪”“曲喜”“舸底”“訶黎”等多種寫法，都是對同一個發(fā)音的不同記音形式。根據清代文人的說法，疍民長期生活在狹小的船上，只能曲腿弓背，逐漸造成了腳彎彎站不直的體征。所以“曲蹄”這個寫法看起來是最合理的，字面上就很形象，也就成了最常見的寫法。其實“裸蹄”“郭倪”“曲喜”“舸底”這幾個寫法也都各有一套說辭，都可以被地方文人所解釋。這種現(xiàn)象很普遍，南島語在東南地區(qū)的方言里留下了很多“底層”詞匯，找漢字去對應要解釋得通，最好是能夠跟地方的“常識”聯(lián)系在一起。比如福州方言里的“男人”“女人”被寫成“唐部”“諸娘”，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。所以，我認為這些都是地方文化的合理性表達，本質上是一種不斷被建構的“地方性知識”。

記者：歷史上對疍民的書寫，呈現(xiàn)出的多是受壓迫的苦難歷程。如今對其歷史的回顧以及對其新生的書寫有著怎樣的意義？

黃向春：這個話題很大，我覺得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說。

第一個方面，是理解歷史的進程。福建曾屬“百越紋身之地”，但在唐宋以后轉變成為“海濱鄒魯”，當然其中有中原移民的因素，但更重要的是不同人群互動帶來的文化轉型的歷史過程。實際上很多地方歷史記憶都在這個一體化進程中慢慢被掩蓋、被改變了。我們有很多素材可以說明，福州很多人的祖先可能都跟水上人有關，只是因為上岸很久了，建立了村莊和家族，并通過族譜改變了歷史記憶，轉變?yōu)橹性泼竦奈幕J同，從而“忘卻”了原本的來源而已。總之，水上人上岸，是理解東南沿海地區(qū)歷史發(fā)展的重要脈絡之一，這是學界的共識。我們了解這樣一個人群，其實是在了解我們的過去。

第二個方面，是認識多元性、尊重差異性。中國社會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，就是大一統(tǒng)的國家和地方多樣性的并存。水上人是一個非常好的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這一特點的例子。他們在過去受歧視，是因為岸上人認為他們是“異己”，并等而下之，這是傳統(tǒng)時代語境里的價值觀。在當代語境下，我們強調尊重差異性、保護多元性，是在說他們或許真的跟我們不一樣，但這只是“不同”而非“不如”。我們真正要做的是去了解為什么不同，理解和尊重對方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從發(fā)現(xiàn)差異性，到認識差異性，再到尊重差異性，是我們當代人應有的價值觀，也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刻體會到中國社會文化大一統(tǒng)的來之不易。

第三個方面，是著眼于古今比較。新中國成立以來，政府不斷改善水上人的生活條件，并專門在江邊海邊劃地讓他們上岸定居，以確保他們獲得基本的生存權利。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漁村，就是20世紀60年代漁業(yè)改革時水上人上岸建立的。今天，連家船民的生活發(fā)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我前幾年到寧德，看到他們的漁村都建得很漂亮，他們把漁民的特色民俗變成了可以展示的疍民文化，漁村也成了鄉(xiāng)村旅游的景點，不少游客都有興趣去了解原來被歧視的這樣一個群體，他們怎樣講述他們的過去，怎樣去展現(xiàn)當代的新生活，包括怎樣把傳統(tǒng)融入到現(xiàn)代生活中，這些無不凸顯了社會的發(fā)展和時代的進步。

第四個方面，也是我認為最根本性的，是通過疍民來認識海洋文化的重要性。疍民被譽為“海洋之子”，他們集中反映了東南沿海地區(qū)最重要的海洋文化傳統(tǒng)。他們不僅是南島海洋文化的傳承者，更是見證和參與了冊封琉球、朝貢貿易、開埠通商（福州開埠之初，洋船從外海進入馬尾港要靠疍船引水；而從馬尾港到福州內港的客貨接駁，也主要依靠疍船）等重大的歷史進程。實際上，海洋文化傳統(tǒng)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福建人，不懼風濤、敢闖敢拼的閩商性格就是這個傳統(tǒng)的生動體現(xiàn)。所以，從海洋文化這個概念去發(fā)掘疍民的文化內涵，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。

記者：隨著疍民的生活變遷，您目前或者接下來對疍民的關注點會聚焦在哪里？

黃向春：我目前的關注點，是在當下的制度環(huán)境里和全球化的背景下，他們怎樣找到生存發(fā)展的新機會。其實在當代我們已經很難把他們當作是一個特殊群體了，因為他們有了很多元的生計模式和生活方式，早已擺脫了對水的依賴。當然也有一些漁村，仍然在堅守傳統(tǒng)生計，不過已經從傳統(tǒng)漁業(yè)發(fā)展出了成規(guī)模的遠洋捕撈或運輸。我在想，他們如何適應時代的變革，并發(fā)揮他們的能動性和創(chuàng)造力呢？比如，前些年連家船民的連氏，共同參與了涵蓋全省的《閩江連氏族譜》的創(chuàng)編，他們在把自己歸入華夏連氏認同的同時，也保留了世系無法統(tǒng)屬的現(xiàn)實，我想這就是他們在新時代努力融入大社會網絡的一個體現(xiàn)。我又想，或許還有哪些不容易發(fā)生改變的深層因素（比如心態(tài)、觀念等），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到他們的謀生選擇和處世態(tài)度？比如，我前幾年在美國，某天去中餐館吃飯遇到了一個當廚師的長樂人，他就是疍民的后代。在跟他聊天的過程中，我深刻感受到，那股視漂泊為平常、不喜歡受束縛的勁，真的是刻在疍民骨子里的東西。那么，“傳統(tǒng)”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么呢？現(xiàn)代世界在他們眼里又是怎樣的世界？這些問題都深深吸引著我，成為激勵我不斷探索的動力。

來源：福建日報

編輯：邱祖輝

審核：林宇煌 周邦在